她认为要更多用游戏方法取证，年龄越低，越要用游戏方法，由专业人员去观察孩子反应，这需要特殊的技能和方法。但目前现实是，中国缺乏包括专业问询在内的服务儿童的专业人士。

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《3亿中国人有睡眠障碍,助眠产品能让人睡个好觉吗》“国家不是有规定，土地闲置一定年限不开发就要收回吗？”他对面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小声说道。